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既是对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指明了新的方向，要求自贸试验区对标更高标准，推动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放新格局。

        10月27日，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夫主持召开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专题会议，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探讨为基点，对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行全面部署。田夫要求，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要勇当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先行者。

        通常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是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自由贸易港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被视为开放程度最高的交易港，往往能成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贸易中心。目前排名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第一、二位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均实施自由港政策，吸引大量集装箱过境和中转，奠定其世界集装箱中心枢纽的重要地位。

        11月1日，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主持召开“探索更大改革自主权、打造自由贸易港”专家座谈会。会议邀请内地与香港多位知名学者专家参会商讨，为助力前海打造自由贸易港积极建言献策。

        王锦侠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开发开放的新的重大契机。国家有关部委、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都要求前海在落实总书记的战略部署方面能够走在前列，办到实处。围绕这一主题，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为前海下一步围绕中央政策进行制度创新实践提出数十项意见和建议。

        王春新：可借鉴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五个方面经验

        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院士王春新对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前列的前海创新速度表示赞赏。“我于80年代在福建工作过，当时福建省开始有了打造自由港的初步想法，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支持厦门实行部分自由港的政策。”他回忆道。“前几年上海开始打造自贸试验区，我发现我们打造的自贸试验区已经超出了关税和贸易范畴，最终也是以建设自由港为目的的。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最多功能的自由港，前海与香港有地缘优势，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他提出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五个方面经验：一是贸易自由，香港的国际贸易享受零关税的政策，货物进出口非常便利，可以在离境几日后报关。二是企业经营自由，一元钱可以注册成立公司，经营范围限制也小。三是资金进出自由，从70年代开始放开外汇管制，放宽银行管制，通过资本市场开放，逐步成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四是人员进出自由，香港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给予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优惠安排，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到港经商和旅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五是资讯流通自由，香港新闻业相当发达，对于全球重要信息香港传媒都可以及时获悉、交流顺畅。

        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王春新院士继续分析道，这是由于香港在贸易自由、金融自由、财政健康等方面排在第一位，再加上司法法治环境完善、营商环境良好、监管制度高效，有很多非常好的政策值得前海参考。

        梁敬国：政府心态的改变，比功能的改变更重要

        紫荆星章获得者、原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梁敬国介绍了香港的经验。80年代初香港经济经历转型，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内地，香港本地发展外向型的服务业，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步建成亚太商贸和金融中心。其中的关键，他认为是香港政府的“心态”。如果民间、市场可以做好的，政府就放权“不管”，管得越少越好。“如果建立自由港，制度创新很重要，但是政府心态的改变，比功能的改变更重要”。

        对于香港的成功，梁敬国先生还强调了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法治。香港的法律为普通法，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属于同一法系，香港的司法和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完善，成为吸引外商的亮点。另外，“香港有很多法定机构，比如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旅游发展局、香港金融管理局等”，他举例道。法定机构是根据法律成立的，提供部分政府功能，但运作相对政府机构更为灵活。法定机构内部设理事会，人员组成也较为多元，包括政府官员、商会代表、民间代表等，能够广泛反映民意并凝聚智慧。

        黄峰：自由贸易港的关键是“放开一线、管住二线”

        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营中心主任黄峰认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港口、有口岸，进而实现港区一体化。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是，如何真正实现“放开一线、管住二线”，其中，“二线”如何实现有效监管至关重要。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条例的及时修订也是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另外，黄峰主任还提到，自由贸易港最主要是解决在自由贸易区内贸易自由的问题。上海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是其具有自由贸易账户，而前海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是税收优惠政策。未来前海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充分实现企业区域性功能集中的目标，将企业销售、物流、研发、高级管理人员、资金池等聚集于区内。

        陈凤翔：真正实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

        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及MBA课程协理主任、香港银行学会高级顾问、香港财资市场公会前分组主席陈凤翔，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世界经济中心一直是在不断迁移的”，他回溯道，“500年前，世界经济中心不在美国，不在英国，而是在罗马帝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都曾是世界经济中心。目前世界经济中心以英、美为主，但英国地位更加突出，主要是因为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时采取的自由市场政策，即允许国外企业到英国无条件并购。香港与英国类似，也是采取自由市场政策，所以香港自由贸易港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从国内外贸发展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已发生改变，逐步由最初的欧洲、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向东南亚地区转变。因此，前海自由贸易港建设，一方面应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着重考虑与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市场的合作。另一方面，前海还应注重在广东，与香港、澳门开展“泛珠三角”合作，形成联动效应。前海和香港应充分发挥辅助及补充的作用，真正实现“依托香港，服务内地”。

        崔凡：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最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凡发现现有国外文献对“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自由区”、“自由贸易港区”和“自由贸易港”等概念的使用并无明确区分，大多指的是某种形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是某种单边自主开放区域，与国家间协定开放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相区别。我国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与模式与国际上各种类型的自由区都不完全相同，十九大报告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说明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需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创新模式，参考国际经验，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看齐国际最高标准。

        从国际实践看，虽然许多自由贸易港建在物理港区内，但开放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港，例如香港，其涵盖范围突破了物理港区而包括了城区。他认为，“按照最高标准来看，香港模式是最值得借鉴的”。尽管仅就货物吞吐量而言，香港在世界各港口排名中不是第一位，但提到自由贸易港，人们都会自然联想到香港。因为香港是最自由的经济体，其贸易便利化程度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并且香港的离岸贸易相当发达，离岸贸易出口远超过转口贸易出口和本港产品出口，在物流中心基础之上，形成了数据信息和资金清算的中心，贸易与金融互相促进，极度发达。

        目前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有七大港口都位于中国，其中也包括深圳港。深圳建设自由贸易港，既要抓住物流的集聚，也要重视资金流与信息流的集聚。对于建设的概念和模式的问题，建议在设计深圳版、前海版自由贸易港的方案过程中，要处理好自由贸易港范围设置的问题，发挥深圳特别是前海电子商务企业和供应链企业高度集聚的优势，探索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离岸贸易等新业态的发展模式与监管模式，做到既能高效监管，又能实现最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符正平：前海打造自由港应定位清晰、错位发展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符正平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做了精彩发言。他建议，前海自由贸易港建设可参考韩国经济自由区和迪拜自由贸易港的相关做法。比如韩国釜山港，提出东北亚物流中心的定位，强调引进高质量的外资，尤其是高科技含量的外资企业。另外，迪拜港的成功取决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具体落地的各类便利化措施。

        目前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有待加强、碎片化特征明显。前海打造自由贸易港，面临着周边来自香港、新加坡的竞争，应当清楚自身的目标、定位，找到独特优势，错位发展。前海要国际化，并不是完全照搬欧美经验，而应当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香港合作，为“走出去”的企业服务，尤其是针对东南亚地区企业，可以立足实际，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总部聚集地。为支持前海自由贸易港发展，可以考虑建设一条“物流走廊”，发挥区域辐射带动效应，例如，从深圳机场到前海自由贸易港到香港，真正实现前海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目标。

        谌鹏：前海与香港形成组合式的自由贸易港

        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秘书长谌鹏博士认为，探索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打造自由贸易港，是在目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贸易业态变化，贸易规则形成的新格局中的重大国家战略。自由贸易港对提升营商环境非常重要，有利于改善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能级。存量贸易需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增加贸易量，离岸贸易等新兴贸易业态也需要贸易便利化来促进提升。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还有利于改变“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格局，打造新环境、开拓新市场、积累新经验，形成中国倡议的全球贸易新规则。

        谌鹏从中国区域经济分析了前海应该如何探索打造自由贸易港。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不同于京津冀、长三角，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带中是毫无疑问的首位城市，而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各个城市间在产业发展上存在交错和业态竞争，通过建设自由贸易港契机，进一步增进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协同，形成组合式的自由贸易港，对未来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首位湾区具有重要意义。在深港协同发展过程中，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尤为重要，内地存在大量的债券行业发展和债券产品的需求，深圳可以通过前海这一平台加强与香港金融市场合作，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机构合作等方面寻求突破。

        对前海打造自由贸易港，谌鹏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操作建议，一是在实施路径方面，香港和深圳前海加强交流，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二是实施模式方面，在前海通过深港协同形成组合式的自由贸易港，形成全球最强、最优的湾区增长极；三是重点突破领域方面，将金融、科技作为核心，深圳具有高科技优势，而香港有金融的优势，合力形成新的增长优势。

        会议进程中，各位专家还对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如何真正实现“放开一线、管住二线”，以及前海自贸区向“自由贸易港”升级的条件等具体问题交流了看法。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指出，前海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要与上海等地开展差异化对比互补试验，要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前海作为“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定位为指导思想，提升前海的辐射带动能力和杠杆作用，为香港扩大发展空间。同时在国际国内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前海如何创新顶层设计、有针对性地争取到更多的改革自主权、深化与港澳的合作。

        “如何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联动探索’需要深入思考，”王锦侠指出，“一线放开”是基本的内容，对口岸管理体制机制进行集约化的改革，二线要管住实现风险可控，强调“区内自由”则是指升级版的更大自由度，同时要实现联动发展，前海打造自由贸易港要跟国家战略联动叠加实施，使自由贸易港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升级版的载体，成为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经济风险压力测试区的载体，成为前海打造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城市新中心的载体。